大屠殺紀念日—勞力篇－小腦袋想大難題

第二天早上，十點有兩分鐘的警報聲響，全國會在這兩分鐘暫停，為六百萬死於大屠殺的猶太人默哀。在同一個廣場上，總統、總理和許多各界代表也會來獻花。有了前晚的經驗，我一早去城北的免費停車位開車，很早就去集結地附近的停車場找位子（免得散場後叫不到車），不料，今天又不一樣了。預計前往的停車場今天封閉，我忽然變得強悍起來—在耶路撒冷要找位子停車不容易，有時不是花錢就可以解決問題，尤其不能錯過時間。於是我停下車來，問站崗的警察是怎麼回事，他說今天停車場不開放，我說可是我要來攝影，那我的車子要停在哪裡！可憐的小警察大概才二十來歲（以色列也用服兵役的年輕人當警察），他跟我說，妳可以停在這裡。這裡！？原來就在停車場後面有一大片空地，入口隱藏在樹林間，他把圍籬拉開，讓我開車進去停。以前常有人說我是恰北北，這個時候恰北北還蠻有用的。

找到位子停車，剩下來就不急了，但因為停在圍籬之內，沒有閒情逸致在車上休息安靜（免得小警察懷疑我在作啥），於是又扛起重裝備走去集結地，看到被封鎖的停車場裡停了各種警車，還有種警車不像載人的，可是有小窗戶？喔，是警犬。警察們有的在吃早餐，有的圍成一圈在作簡報，下達指令。我看到X光機的檢查車才剛打開，還沒預備好要開工，知道要等。反正進去也是等，沒差。
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o0gzg9ruy8s

這次因為很早，人不多，我問安檢的小姐（他們會用一片像不織布的東西抹妳的手，手心手背都抹），你們這樣抹可以檢查出什麼來？她說，我不能告訴你。終於，通過了第二層保全的三道防線：驗照，抹手，過X光機和電子門，我又進來了。照例先用腳架佔好位子，然後扛著攝影機開始到處晃。有了昨天的經驗，開始前媒體還是可以四處遊走的，我拍了一些靜物，花圈，保全（因為我習慣觀察，所以其實也蠻適合當保全的，呵呵）忙碌的工作人員，殷勤練習走位的拿花圈女兵，然後和練習完的士兵聊天。我說，我有一個問題，你們為什麼要站在台上？他們說，這個問題很好（可能他們也不想，要罰站還要曬太陽）。結果幾個人支支吾吾，一個人的答案很好，他說，我們站在台上是表達IDF（以色列防衛軍—這個名字特別強調以色列的軍隊是為了防衛而存在的）對獻花者和儀式內容的尊榮。嗯，那你們屬於什麼部隊（我想他們可能是儀隊之類的，但每個人都槍不離手，所以應該是真槍）？我們是駐守在示劍的。那你們來這裡，示劍怎麼辦呢？他們說，這是一個禮拜的任務，示劍有別人在駐守。我想到我在伯利恆時，也曾經遇到來自示劍的巴勒斯坦軍警，所以和他們也拍了一張照片。幫我照相的是一個女的猶太教徒攝影師。

廣場上的人越來越多，看起來每個人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。我決定學昨晚的媒體，等到趕人時再回到高台上。穿梭在人群間，有一群人是加拿大來的印地安人，他們說，自己民族也曾經歷過白人的殺戮，可以認同猶太人的感受；這邊是加拿大某某協會，也問我是哪裡來的，還對我說歡迎來以色列；再一轉身，兩個老者跟我說希伯來文，他們來自東歐，兩人來自同一個地方，納粹來時也是十幾歲，被迫行軍到蘇俄去。戰後回到家鄉去，三萬猶太人的社區只剩下7個人。如今他們不住在同一個城市，但還用電話保持聯絡。其中一位長者還插嘴，回答問題前先反問我，妳從哪裡來？我說，我是記者，不是你。當然還是打了台灣的廣告。多數的倖存者來自歐洲，不會說英文，但他們都很有禮貌，也很感謝我們來這裡把消息帶出去。我為了拿麥克風有時需要單手扛攝影機，如今想起來十分神勇。

這個帥哥的聲音很好聽，他可能是儀隊的，不用帶槍。我在他正前方拍他們排練時，他被拍得不好意思，露出靦腆的笑容。我很想跟他說，他有camera face，但他休息時間都躲在後面。等我有時間時，看看那段笑場的畫面是否拍下來了，再上傳給大家看。現在就先用相機拍的陽春畫面將就一下吧。
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3jbxOt533-s

十點前兩分鐘，總統和總理進場了，一大群隨扈和其他高官跟著一起進場，清楚看見多數的人都戴上了keppa（youtube影片中，唯一沒有戴軍帽的軍官戴的就是），連隨扈都戴上印有政府國徽的keppa。這種帽子是表達對猶太人的神的崇敬，也有宣告自己是猶太人的意思。婦女則是在正式場合要戴帽子，我正好也怕熱，用頭巾把頭髮全部遮住，也有那麼點入境隨俗的敬意。

大官進場之後不用坐下，警報就響了，只有我們還在忙碌工作，我四處找尋可以特寫的人群，連屋頂的維安人員都起立了（他們有專用的台子可以趴著看望遠鏡）。整個獻花的過程很冗長，但因為全天的紀念活動非常多，所以總統等高官待了二三十分鐘就離場了。他們一走，媒體們都鬆了一口氣，我們也被「釋放」，可以到台前來拍其他人物的獻花鏡頭。看著這麼多國家和機構來獻花，我心裡正想著，台灣和中國在這種場合怎麼可以缺席呢？還好，看到萬國祈禱院的湯海士牧師和妻子也來獻花，他們的花環上寫的是「代表萬國on behalf of All nations」，把我們也算在裡面了。

在大喇叭還在廣播的情況下，我嘗試作了一個採訪，廣場上的人也散得差不多了，我可以走了。來到等接駁公車的地方，看到一家人，直覺覺得我應該拍他們，因為今年的主題是孩童，但多數的與會者都是倖存者那一代的。我拿出攝影機，他們沒有因為要等車而不耐煩，反而很有耐心的讓我拍。曾祖母是大屠殺的倖存者，她被派在工廠為納粹做工，戰後在德國生下了祖父，全家回歸以色列，今天帶著孫子和孫女來參加。我問老奶奶，妳是否相信是神救了妳？她說，是。我說，那妳們全家還保有猶太信仰和文化嗎？兒子幫她說，是。我們分別搭乘不同的接駁公車離開，但下車時又遇到了。我請他們留步，和他們合照了兩張照片。